江南館街唐代街坊遺址東為大慈寺片區(qū)、西與紅星路相鄰,北為蜀都大道,于2007年被發(fā)現(xiàn)?!霸撨z址反映的年代從唐朝延續(xù)到南宋,并有一部分元朝痕跡。目前挖出地面的部分主要呈現(xiàn)的是宋朝時期的遺址。如此大規(guī)模的唐宋時期重要遺址在全國都十分罕見,填補了成都城市考古方面的空白?!背啥疾┪镌焊痹洪L江章華介紹說:“遺址有保存完好的磚鋪街道和排水溝,更有不少瓷器、佛像等漢、唐、宋時期文物。”
2007年10月,為配合香港九龍倉集團國際金融中心項目工程基礎設施建設,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對江南館街遺址進行文物勘探工作。遺址位于成都市江南館街北側,東為大慈寺片區(qū)、西與紅星路相鄰,北為蜀都大道,面積約50000平方米??碧桨l(fā)現(xiàn)項目范圍內西南角區(qū)域唐、宋堆積為豐富,隨即對該區(qū)域進行大規(guī)模發(fā)掘,發(fā)掘面積共4800平方米,田野發(fā)掘工作到2008年10月10日完成。共發(fā)掘唐、宋時期大小排水渠16條、鋪磚面路4條、泥土支路4條、房址22處,明、清時期道路1條、房址8座、井3口。其中,唐宋時期主次街道、房址和與其配套的地下排水系統(tǒng)是本次發(fā)掘的重大發(fā)現(xiàn)。
遺址地層堆積自上而下可分為7層,分布較均勻。第1層,近現(xiàn)代文化層。第2層為明、清時期堆積。第3層為南宋晚期-元時期地層。第4層為南宋中晚期堆積,L2、L3、L5等道路遺跡疊壓于此層下。第5層為唐末-北宋時期地層。第6層為東漢時期地層。第7層文化遺物少,為西漢時期地層。第7層下無文化遺物。由于原址保護的需要,現(xiàn)揭露大部分停于第5層層表,發(fā)掘區(qū)的東部小部分揭露到生土。
遺跡現(xiàn)象多露頭第4層下,由于原址保護的需要,只揭露出發(fā)掘區(qū)東、西部6層層表遺跡,重要遺跡有房址4處,土路4條(位于L2、L3、L5和L9下、只作了解剖,未揭露),水道3條。5層層表遺跡揭露,重要遺跡有鋪磚街道4條,土面支路4條,房址21間(套),大小排水道16條。
鋪磚街道4條(L2、L3、L5、L9),其中L2、L9呈南北走向,兩路基本平行,相距約50米。L3、L5呈東西走向,與L2垂直交叉連接形成十字街口。支路4條(L4、L6、L7、L8),L4、L6分布于鋪磚主道L2兩側,與L2直交,L7、L8為L3轉彎處的兩條分道。 L2為鋪磚主街道,方向北偏東31°,寬2.1—2.3米,揭露長度約220米,其中僅南部長約53米保存較好。路面使用特制的細長條形磚豎砌而成,有“人字形”和“回字形”兩種砌法。路面中間略高于兩側,路面有明顯的車輪碾壓痕和使用損壞后的修補痕跡。L2北段西側F13與F17之間為支路L4,南段東側F11與F18之間為支路L6,兩條東西向支路距東西向的鋪磚主路L5均約14米左右。
與街道、房址相配套的大小排水道16條,其中G2、G8、G9和G11為地下排水道的主道。G2起源處東與G11連接,北與G8連接,南與G9連接,除G11底部高于G2底0.5米外,G8與G9底部與G2同高,形成十字形地下排水管網。G11由東向西排水,G8由由北向南排水,G9由南向北排水,三條水道的水匯集于G2東部源頭的方形水池后由東向西排水。其它的水道均為房址周邊或與房址小天井連接的小水道,或道路兩側的排水道等。
G2為主水道,位于發(fā)掘區(qū)西部,為磚砌地下排水道,券頂,東西走向。G2方向與L2垂直,東部起源處距L2約13米;與L3西段平行,位于L3西段北側,長度約45米,內寬0.5-1.02米,內高1.1-1.3米,由東向西漸寬漸低。水道東起源處為方形池,東西長0.9米、南北寬0.8米,深0.7米,北、東、南分別與G8、G9的G11相連接。
揭露唐宋時期的房址21間(套),主要分布在路兩側。L2東側由南向北為F20、F11、F18、F19、F12,西側由南向北為F14、F10、F16、F2、F13、F17;L3南側為F24;L5北側的F21,南側的F31。F22、F23、F26-F28位于L2東側臨街房后。各房址大小不一,有單間或套間,不成院落,均面向街道開門,房址與街道之間的空隙處寬窄不一,均鋪磚,每間房鋪成不同的紋樣。房址修建方式基本相同,用純凈的淺黃色土為室內墊土,部分房屋有平鋪的磚面;豎砌一或兩層磚為墻基,墻體應多為木或竹,立柱處下墊紅砂石柱礎。
出土了大量唐宋時期遺物,主要為瓷器,以本地的青羊宮窯的產品為主,也有龍泉窯、定窯等外地產品,其外來品的數(shù)量和質量明顯多于成都其他同時期的遺址,器形以一般生活用具碗、盤、盞等為主,出現(xiàn)較多貴重的外來瓷器可能也與這一區(qū)域較繁華有一定的關系。此外,遺址還出土了與佛教寺院相關的唐代晚期的佛教造像頭部和一些佛經石刻的殘片等。這些與佛教相關的器物可能與唐、宋時期大慈寺范圍的變遷有關。
現(xiàn)揭露的唐宋時期遺跡可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第6層層表的遺跡,主要包括房址F21、F25、F29、F30和F15,G2、G8、G6,以及與其相配套的L2、L3、L5下的泥土路(因只作了解剖故暫無遺跡號),時代為唐末到北宋。第二階段主要為第5層層表的遺跡,房址有F2、F10-F14、F16-F24、F26-F28、F31等,與其相配套的道路8條,大小排水道16條;道路以鋪磚路L2、L3、L5、L9為主,排水道以繼續(xù)使用的G2、G8和G9、G11等為主,時代為南宋早中期。
G2始于東端,由東向西流,結合1995年修筑伊藤洋華堂所發(fā)現(xiàn)的一條東西向水溝來看,推測在兩條水道之間應該有一南北向的大型排水渠,位置大概位于現(xiàn)成都市紅星路步行街下。
L2大致呈南北走向(北偏東31°),根據(jù)發(fā)掘情況,通過對L2多處解剖,發(fā)現(xiàn)其經歷了3個大的修筑階段。第一階段為黏土構筑,土質非常緊密堅硬,可能經過夯打,從出土的瓷片來看當在唐代末期;
第二階段的路土系用碎瓦渣,瓷片和黏土夯筑,出土的瓷片為北宋到南宋初;
第三階段,路面用小磚鋪砌,磚有可能是修路專門燒制的,與同時期其他建筑或墓葬出土磚的尺寸均不同,從出土的遺物來看,其年代為當宋早中期。
L2第二、三階段路面寬度比第一階段略窄,體現(xiàn)了宋代以降街道向 長巷制發(fā)展的過程。關于第三階段道路修筑年代的判斷同樣得到了歷史文獻的印證?!度袼囄闹尽分镀鼋钟洝罚骸疤煜驴┙汴镀涞溃m中原無有也?!?、少二城,坤維大都會,市區(qū)櫛比,衢遂棋布.而苦地沮洳,夏秋霖潦,人行泥淖中如膠漆,既晴,則蹄道轍跡,隱然縱橫,頗為往來之患。紹興十三年,鄱陽 張公鎮(zhèn)蜀,始命甓之,僅二千余丈。后三十四年,吳郡范公節(jié)制四川,為竟其役,鳩工命徒,分職授任,……率一街之首尾立兩石以識其廣狹,凡十有四街。”
從發(fā)現(xiàn)的道路、水溝、房址等建筑來看,遺址所處位置應該為成都城唐宋里坊內的一部分。清光緒五年的成都地圖保留有與里坊有關的“大十字”、“小十字”等名稱;(明)天啟《成都府治圖》、(清)光緒二十八年《成都省城內外街道全圖》、(清)宣統(tǒng)三年的《新訂成都街道二十七區(qū)圖》和民國二十二年《成都街市圖》均可以較清晰的看到唐宋以降成都里坊布局的殘跡。至今,成都市內環(huán)路內的東部、北部依然可以隱約見到當年里坊的方塊格局,有如棋盤。夜白先生認為唐宋成都城內為十六坊, 孫華 先生進一步發(fā)展了這一觀點,并考訂了一些里坊的名稱和范圍,這無疑都是非常有參考價值的。利用古今地圖的對比(包括街道名稱的變遷),結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我們認同唐宋時期成都羅城內為十六的里坊的觀點,而且江南館街遺址當為 富春坊的一部分(見后文),只是具體的范圍與孫華先生推測的稍有差別(主要依據(jù)“大十字”、“小十字”的位置)。(宋)周煇《清波雜志》卷八:“成都 富春坊,群娼所聚。”《歲華記麗譜》:“上元節(jié)放燈,舊記稱唐明皇上元京師放燈甚盛,葉法善奏曰:成都燈亦盛,遂引帝至成都,市酒于富春坊?!?王文才先生根據(jù)道葉法善從唐玄宗入蜀,大慈寺有二人畫像,大慈寺周圍多倡優(yōu),娼妓,懷疑富春坊位置與大慈寺相近,此說可從。綜上,我們認為江南館街所處的地理位置正好與富春坊所在的位置吻合,江南館街遺址當處于富春坊的東北隅“大區(qū)”內。
另外,遺跡出土了與佛教相關的器物則可能與唐、宋時期大慈寺范圍的變遷有關。出土器物中出現(xiàn)較多貴重的外來瓷器可能也與這一區(qū)域較繁華有一定的關系。遺址地處唐、宋時期成都城的東部,這一時期大慈寺區(qū)域是會和集市地,《方興勝覽》:“成都古蠶蟲之國,其民重蠶事,故一歲之中,二月望日,鬻花木、蠶器、號蠶市。五月鬻香藥,號藥市。冬月鬻器用者,號本寶市。俱在大慈寺前。”
江南館街唐、宋時期街坊遺址是填補成都城市考古空白的重大考古發(fā)現(xiàn),該遺址各類遺跡極其豐富,主次街道、房屋、排水渠(城市下水道)規(guī)劃科學,布局合理,充分反映了唐宋時期成都已具有很高的城市規(guī)劃和建設管理水平。成都在唐代經濟十分發(fā)達,譽稱“揚一益二”,成都在宋代誕生了世界早的紙幣——交子,無不昭示成都在唐宋時期中國經濟社會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江南館街唐宋街坊遺址是繁榮發(fā)達的唐宋成都城重要的實物見證。此外,江南館街唐宋時期街坊遺址發(fā)現(xiàn)縱橫交錯長達數(shù)十余米的鋪磚街道在中國城市考古史上十分罕見。
遺址核心區(qū)域將被原址保護。核心區(qū)域主要包括兩條分別長52米和22米的南宋古街,一條晚唐到南宋時期的排水渠長約1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