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展歷史
1945 年的夏天,電影從德國人的生活中暫時消失了兩個月,德國多數大城市成了一片廢墟,柏林的建筑倒塌了四分之三,許多人躲到地下掩體過夜,更多的人露宿街頭。盟軍雖然占領了德國首都,還有更多的事要做,重建秩序,保障治安,捉拿納粹余黨,滿足居民日用供給。在這種情況下,所有的文化場所都關門了,但衣食的匱乏也沒能阻礙老百姓對娛樂生活的需求,那一年的秋天剛剛來臨,歇業(yè)不久的電影院紛紛開張,奉獻出兩個小時的忘情投入和溫馨空間,是電影給了風雨飄搖中的德國人最后一點卑微的溫暖,即令國破家亡,德國電影人也在努力工作。德意志聯(lián)邦共和國誕生的第一年,政府就對資助電影極為熱心,他們想到要搞一個大規(guī)模的國際電影節(jié),就定在柏林,須知對于聯(lián)邦德國來說,西柏林是嵌入民主德國的一塊飛地,地理位置非常敏感。為什么一定是柏林?
從柏林電影節(jié)誕生的第一天起,政治就是壓倒性的主題,至少電影藝術交流完全不在考慮之列。這是一個完全的冷戰(zhàn)產物。對柏林電影節(jié)的創(chuàng)辦起到關鍵作用的其實是美國駐德的文化官員,他們一心要將電影節(jié)塑造成鼓吹西方文明制度,反對共產主義的文化橋頭堡。柏林這個曾經的東歐文化樞紐,此刻成為西德民主復興的象征。
1951年6月,西柏林舉辦了第一屆電影節(jié)。因為預算不高,規(guī)模也不大,只有20個國家的來賓參加,這個被盟軍炮彈摧毀的城市顯然不是理想的旅游之地,所有人都對糟糕的天氣和接待工作怨聲載道。柏林的濃厚政治色彩從一開始就和戛納、威尼斯等競爭對手注重商業(yè)性涇渭分明,其他歐洲電影節(jié)都十分依賴明星及圍繞明星的狗仔隊來獲得關注,滿街是兜售電影和計劃書的片商。但柏林卻依靠地緣政治的特殊位置,吸引了包括邁克爾·鮑威爾、羅伯托·羅西里尼和亨利-喬治·克魯佐在內的一流電影人光臨。參加電影節(jié)的國家和人數也逐年穩(wěn)步上升,終于被國際電影制片人協(xié)會(FIAPF)接納為國際A類電影節(jié),加入了老資格的威尼斯和戛納的行列。
第1屆柏林電影節(jié)美國人贊助了大部分資金,美駐德官員OscarMartay參加完威尼斯電影節(jié)后對在柏林舉辦一個類似的活動十分支持,他還希望舉行的時間不能跟在夏秋之交的威尼斯之后,不然對新生的柏林電影節(jié)來說,吸引好電影參加就更困難了。幾乎就在柏林電影節(jié)創(chuàng)辦風聲剛傳出,東邊馬上宣布要在每年夏天舉辦一個國際青年電影節(jié)。所以西柏林這邊決定把會期放在6月,以示抗衡,而且要吸引東邊的人來參加,并不限于青年人。每年6月舉辦的傳統(tǒng)一直到1977年才改到2月。
光有政客,是辦不起來電影節(jié)的。
所以如果從電影人的角度來看待政治掛帥的柏林電影節(jié),就會發(fā)現,真相并非僅僅政治那么簡單。
聽說要舉行國際電影節(jié),德國的電影人開始摩拳擦掌,他們很希望有機會找到海外投資和發(fā)行的渠道。這種渴望在百廢待興的德國尤其強烈,所以柏林電影節(jié)的本地化特色從創(chuàng)辦伊始就十分突出。
各方利益交匯,最后都集中到一個人的身上——阿爾弗雷德·鮑爾(AlfredBauer),他擔任了前幾屆柏林電影節(jié)的組織者。二戰(zhàn)中鮑爾在UFA工作,也擔任了戰(zhàn)后英國占領軍的電影政策顧問。他想通過努力讓柏林重新回到歐洲文化版圖的中心位置,再度成為電影制片和發(fā)行的樞紐。
柏林的電影業(yè)內人士起初也是歡迎電影節(jié)的,既是繼承了柏林作為德國電影中心的文化遺產,也能讓制片廠有利可圖。由于當時德國的分裂,西德電影人無法進入蘇聯(lián)控制下的巴貝爾斯堡制片廠(世界上最大、最悠久的電影制片廠之一)和約翰尼斯塔制片廠。他們的飯碗大都不穩(wěn)固,于是許多柏林的從業(yè)者都跑到慕尼黑、漢堡、杜塞爾多夫和威斯巴登去工作了。尤其是慕尼黑,本來在德國國內可以說是柏林文化上最大的競爭對手,成了新的電影發(fā)行中心,巴伐利亞人開始宣稱慕尼黑成了電影之都,這都讓留守的柏林電影人心急如焚。西柏林電影工會向市長施加壓力,說柏林的電影工業(yè)已然到了生死存亡的關口,只剩下為數不多的制片廠,有的還想西遷中,已經沒什么人把新電影的首映禮放到柏林,長此以往,電影工業(yè)將從柏林消失!
本來官方和電影業(yè)內人士一拍即合,你搞你的政治宣傳,我推廣我的電影,似乎可以在柏林電影節(jié)這個平臺上相互依存。但很快電影人發(fā)現柏林電影節(jié)并非想象中那么有利。西柏林當時有200多萬人口,七分之一失業(yè),剩下有工作的收入也非常低。所以柏林電影節(jié)沒法去和戛納、威尼斯的豪華尊貴相提并論,他們不得已打出親民、大眾的牌,將上座率和普通影迷的參與度放到了重要地位,所以設置了露天電影、明星游行、簽名大會的單元,特別是加上政治考慮,把露天放映場所設在東西柏林交界處,想吸引東柏林的人來看(柏林墻1961年才修建)。 電影節(jié)放映了HansAlbers主演的[NightsontheRoad],Albers在德國很出名,他對東西柏林的觀眾都具有極大號召力,最后果然喚起了觀眾們共同的情感。
柏林電影節(jié)與眾不同的另一點是把獎項的決定權交給普通影迷,從1952年第二屆到到1955年第五屆,都沒有專業(yè)評委會。觀眾投票來決定把大獎給誰,1956年改成國際評委和觀眾一起決定獎項歸屬,那屆的主席是馬塞爾·卡爾內,1957年后才全部改為評委投票制度,文化品位慢慢顯現出來。
但一開始的大眾政治路線就遭到了電影人的激烈反對,有人說盲目擴大放映規(guī)模在國際上沒有先例,不是電影節(jié)的正道,因為加映了一些收不回錢的場次,片方更不高興。發(fā)行人說,普通觀眾對較為藝術化的電影接納程度并不高,此舉毫無益處,我們是在辦電影節(jié),不是什么白酒展銷會。但這一回合最終是政治贏了。
得不到本地電影人的支持,必然難以持久。德國電影制片人協(xié)會聲明拒絕參加電影節(jié)活動,協(xié)會發(fā)言人表面上將不參與歸于德國制片人在國際市場上日益弱化的地位,他們無力和美國、法國、意大利競爭。其實從深層次來說,不過是電影人對美國占領政策不滿而產生的抵制,他們尤其討厭美國人把持柏林電影節(jié),制訂的政策說到底主要是為美國人的政治宣傳服務,然后為覬覦中歐市場已久的好萊塢商人大開方便之門,對德國電影的發(fā)展卻沒什么益處。
制片人協(xié)會還認為:因為盟軍的電影政策,德國電影現處在一個很悲慘的境地。導致這種局面的原因是美國極力將居于壟斷地位的德國電影公司UFI(納粹時期,由最大的制片廠UFA和其他公司合并而來的卡特爾組織)分解的政策,并限制德國電影公司同時涉足電影業(yè)中的多個分支,比如從事制片的不得同時經營發(fā)行或放映環(huán)節(jié),這樣的后果是出現了很多小公司,全都勢單力薄。所以德國業(yè)內人士頻頻向有關機構游說,要求更合理的政策,比如允許垂直經營,擴充實力和好萊塢巨頭展開競爭。
德國電影人在和電影節(jié)官方談判是否參加的時候,提出為了拯救德國電影,除非政府提供減稅優(yōu)惠或者增加補貼。這個愿望落空了,為了表示安撫,組委會同意在第二屆電影節(jié)設立一個特別單元,針對外國買片人和國際傳媒,宣傳30到40部德國戰(zhàn)后幾年中拍的好電影,幫助德國電影出口。鮑爾說電影節(jié)很愿意成為德國電影公司和國外買家之間的橋梁,向外推介國產片,他希望勸服德國電影人,柏林電影節(jié)不僅是外國影片的展臺,一定也支持德國電影。 但事情并不順利,鮑爾向德國經濟部申請撥款被拒絕,計劃中的單元擱淺,一些制片人只好自己出錢做了個小型展會,把最有商業(yè)價值的幾部德國片推出去。因為缺乏政府的支持,效果好不到哪去,業(yè)內人的積極性被挫傷了,他們對電影節(jié)的壞印象并沒有發(fā)生根本改觀。所以在最初的四五屆電影節(jié)上,德國電影的參與率還是很低。這種局面直到好些年后,德國電影恢復了生機和信心,商業(yè)電影在國內市場的份額大幅上升后才好轉。
面對電影界批評政府不扶持國產電影的批評,西德內政部舉辦了一個類似德國奧斯卡的獎項(bundesfilmpreis),由公眾、文化界和知識分子組成的評委會對全年德國電影進行評選,就是Deutscher Filmpreis(德國電影獎)的前身,這個獎代表政府,其實更類似中國的華表獎,1953年這個獎成為電影節(jié)的特別單元。而把獎項納入電影節(jié)范疇,是對外推廣的一招,有助于提高獲獎影片的國際知名度。
但德國影人卻指出這個獎的目標才不是為了復興電影業(yè),其中存在嚴重的政治傾向,內政部表彰的全是反共或倒向北約的電影。面對質疑,官方人士稱這個獎是個禮物,我們想給誰,就給誰。
1956年,柏林電影節(jié)被接納為A類電影節(jié),但其聲譽卻被良莠不齊的競賽單元所削弱,影評人抱怨柏林好片子太少,品種太單一。
這個批評實際上是個參賽權的問題,一比較戛納和柏林的參賽國家名單,很容易發(fā)現戛納的參賽資格面向所有國家,包括蘇東陣營,法國外交部會向所有建交的國家發(fā)送邀請函,法國電影制片人協(xié)會也積極向蘇聯(lián)和中國發(fā)出邀請。
1958年,戛納將金棕櫚頒給蘇聯(lián)電影雁南飛,德國記者強烈要求柏林電影節(jié)組委會邀請所有國家參賽,不管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的差異。有記者認為:電影節(jié)作為展示窗口的年代過去了,作為正宗的國際A級電影節(jié),雖然不意味著不問政治,但一定要向所有國家開放。在這點上,奧伯豪森電影節(jié)比柏林干得好。對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來說,柏林電影節(jié)太過壁壘森嚴,直到 1969年才把金熊獎給了南斯拉夫電影《第一次工作》。
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了一個明顯的停滯時期。1971年,在傳統(tǒng)的影片競賽之外創(chuàng)立了新電影國際論壇。1974年,電影節(jié)上出現了第一部蘇聯(lián)影片,一年后,東德影片也加入進來。政治氣候發(fā)生了變化,西德和東德簽署了條約。從此,柏林電影節(jié)把自己重新定位為國際電影生產的一面鏡子,使電影節(jié)在東西方之間的匯合與調停中扮演了更重要的文化和政治角色。
獎項設置
主獎有“金熊獎”和“銀熊獎”?!敖鹦塥劇笔谟枳罴压适缕?、紀錄片、科教片、美術片;“銀熊獎”授予最佳導演、男女演員、編劇、音樂、攝影、美工、青年作品或有特別成就的故事片等。此外,還有國際評論獎、評委會特別獎等。80年代,每年30到40個國家和地區(qū)參加,放映影片200—300部。
柏林國際電影節(jié)于1951年在美國或者從更寬泛意義上說在三個西方盟國的倡議下創(chuàng)立。這以后的十年內,電影節(jié)已經確立了在柏林文化生活的重要地位。英格瑪·伯格曼、薩蒂亞吉特·雷伊、米開朗基羅·安東尼奧尼、羅曼·波蘭斯基和法國“新浪潮”導演讓-呂克·戈達爾、弗朗索瓦·特呂弗、克羅德·夏布羅爾都以他們的影片在柏林電影節(jié)上獲得了巨大的國際性的成功。
柏林國際電影節(jié)的標志物是一只抬起手臂向人們致意的柏林熊。
金熊像雛形是女雕像家雷尼·辛特尼斯于1932年設計而成的,自1951年開始為獲獎者頒發(fā)的的金銀熊像,正是在她的原創(chuàng)基礎上制作而成并一直沿用到1959年。從1961年開始,原先柏林熊抬起致意的右臂變?yōu)樽蟊?,和其他各處那些歡迎來到柏林的大熊塑像一致起來。電影節(jié)的熊像原鑄制模型由在弗雷德諾的諾阿克鑄制廠所擁有。他們曾與辛特尼斯有過密切的合作,至今仍在為電影節(jié)提供熊像。
相關影響
到了21世紀初,柏林國際電影節(jié)已與戛納、威尼斯等電影節(jié)一道成為最主要的國際電影節(jié)。它的意義不僅在于吸引了大量觀眾,而且還吸引了許多電影制作人。超過60個國家的報紙、雜志、互聯(lián)網、電臺、電視臺的將近3000名新聞記者蜂擁而來,每年僅公開的電影放映就吸引了超過35萬賓客。
柏林電影節(jié)最重要的部分是有全世界范圍電影參與的競賽單元,在競賽結束,由國際性的評委會頒發(fā)電影節(jié)主要獎項。
柏林電影節(jié)“發(fā)現”了一大批電影導演,如今他們的地位已經寫進了電影史。柏林國際電影節(jié)的獲獎者包括萊那·維爾納·法斯賓德、米開朗基羅·安東尼奧尼、讓·呂克·戈達爾、英格瑪·伯格曼、西德尼·呂美特、克羅德·夏布羅爾、羅曼·波蘭斯基、薩蒂亞吉特·雷伊、卡洛斯·紹拉、李安、張藝謀、羅伯特·阿爾特曼、約翰·卡薩維茨和其他許多人。
華人獲獎(主競賽單元)
1988年:第38屆最佳影片金熊獎:張藝謀《紅高粱》(首部“金熊獎”華語電影,首部華語片獲得歐洲三大國際電影節(jié)最高獎)
1989年:第39屆銀熊獎:吳子?!锻礴姟?/p>
1990年:第40屆銀熊獎:謝飛《本命年》
1992年:第42屆最佳女演員銀熊獎:張曼玉《阮玲玉》(首位華人柏林影后,首位歐洲三大國際電影節(jié)華人最佳演員)
1993年:第43最佳影片金熊獎:李安《喜宴》、謝飛《香魂女》(并列)
1995年:第45屆最佳女演員:蕭芳芳《女人四十》 、銀熊獎(最佳視覺成就)李少紅《紅粉》
1996年:第46屆金熊獎:李安《理智與情感》 、最佳導演:嚴浩《太陽有耳》
1997年:第47屆銀熊獎:蔡明亮《河流》
2000年:第50屆評審團大獎銀熊獎:張藝謀《我的父親母親》
2001年:第51屆評審團大獎銀熊獎:王小帥《十七歲的單車》,最佳導演:林正盛《愛你愛我》,最佳新進男演員:崔林、李濱《十七歲的單車》,最佳新進女演員:李心潔《愛你愛我》
2003年:第53屆阿爾弗雷 德·鮑爾特別創(chuàng)新獎:張藝謀《英雄》,特別藝術貢獻獎:李楊《盲井》
2005年:第55屆評審團大獎銀熊獎:顧長衛(wèi)《孔雀》,特別藝術貢獻獎、阿爾弗雷德·鮑爾特別創(chuàng)新獎、費比西國際影評人獎:蔡明亮《天邊一朵云》
2006年:第56屆最佳電影音樂銀熊獎:金培達《伊莎貝拉》
2007年:第57屆最佳影片金熊獎:王全安《圖雅的婚事》
2008年:第58屆最佳編劇銀熊獎:王小帥《左右》
2010年:第60屆最佳編劇銀熊獎:王全安、金娜《團圓》
2014年:第64屆《白日焰火》摘得最佳影片金熊獎(導演為刁亦男)和最佳男演員銀熊獎(廖凡,第一位獲得柏林國際電影節(jié)銀熊獎的中國男演員),最佳藝術成就獎《推拿》(曾劍,攝影師)
2016年:第66屆《長江圖》攝影師李屏賓獲得最佳藝術成就獎。
華人評審
(截止2017年,主競賽單元)
歷年華人評委會主席:鞏俐(2000)、王家衛(wèi)(2013)
歷年華人評委會成員:黃宗江(1983)、陳凱歌(1989)、張艾嘉(1992)、張藝謀(1993)、徐楓(1994)、斯琴高娃(1995)、蔡明亮(1995)、陳沖(1996)、許鞍華(1996)、寧瀛(1997)、張曼玉(1997)、張國榮(1998)、李卓桃(1998)、楊紫瓊(1999)、謝飛(2001)、白靈(2005)、施南生(2007)、舒淇(2008)、王穎(2009)、余男(2010)、梁朝偉(2014)、王全安(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