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稱

新中國成立前，由于地區(qū)和方言不同，彝族支系繁多，有許多不同的他稱和自稱，主要的他稱有“夷”、“黑彝”、“白彝”、“紅彝”、“甘彝”、“花腰”、“密岔”等。

主要的自稱中，云南昭通、武定、祿勸、彌勒、石屏，四川大、小涼山的彝族自稱“諾蘇”、“納蘇”、“聶蘇”，這部分彝族約占總人口的1/2。云南哀牢山、無量山及開遠、文山、馬關一帶的彝族自稱“密撒（潑）”、“臘蘇（潑）”、“濮拉潑”、“尼濮”等。貴州的彝族自稱“糯蘇”、“納”、“諾”、“聶”等。

新中國成立后，經過民族識別，按照廣大彝族人民的共同意愿，以鼎彝之“彝”作為統(tǒng)一的民族名稱。

歷史

彝族的來源眾說紛紜，主要有北來說、南來說、東來說和云南土著說等，學術界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北來說。據漢文和彝文歷史資料記載，彝族先民與分布于西部的古羌人有著密切的關系，彝族主要源自古羌人。

在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初期，彝族先民活動的中心大約在滇池、邛都（今四川西昌東南）兩個區(qū)域。在這些地區(qū)居住著稱為“邛都”、“昆明”、“勞浸”“靡莫”和“滇”等從事農業(yè)或游牧的部落。根據彝族的歷史傳說，其祖先在遠古時代居住在“邛之鹵”，后來才南下到“諾以”、“曲以”兩水沿岸（即金沙江和安寧河流域）。

大約在公元3世紀以后，彝族的先民已經從安寧河流域、金沙江兩岸、云南滇池、哀牢山等地逐漸擴展到滇東北、滇南、黔西北及廣西西北部。由于彝族先民定居西南后，曾不斷與其他民族融合，如古代南方的濮人后裔就有許多成為了今天的彝族。貴州古彝文典籍《西南彝志》中就有許多關于“濮變彝”的記載。同時，古代彝族居住的地區(qū)，又分布著彝語支的其他許多部落。因此，彝族在歷史上的名稱十分復雜。

大約在2000多年前，彝族先民已經過渡到父系氏族社會。據彝文典籍記載，彝族的祖先“仲牟由”有6個兒子，這6個兒子就是彝族尊稱的“六祖”。“六祖”為武、乍、布、默、糯、恒六個支系的祖先。根據貴州彝族水西土司安氏世傳的父子連名譜系，自仲牟由至清康熙三年（1664年）的水西土司安坤，歷傳85代，由此上溯，“仲牟由”約為戰(zhàn)國初期人。六祖分支標志著彝族先民由氏族、部落走向部落聯盟階段。

大約在公元前二、三世紀，居住在云南滇池周圍的彝族先民已開始進入階級社會。漢初，在滇池地區(qū)（原“滇國”領域）設益州郡，彝族先民為“滇王”所統(tǒng)治。公元8世紀，在云南哀牢山北部和洱海地區(qū)出現了六個地方政權，史稱“六詔”（六王）。其中“蒙舍詔”的首領皮羅閣在783年統(tǒng)一“六詔”，建立了以彝族為主體，包括白、納西等族在內的“南詔”奴隸制政權，并由唐朝冊封為“云南王”。同一時期，在貴州彝族地區(qū)也出現了“羅甸”等政權，總稱為“羅氏鬼主”。

公元937年，封建制的“大理政權”取代了由于奴隸和農民起義而崩潰的“南詔”，從此，云南彝區(qū)開始走向封建制。13世紀后，“大理”、“羅甸”相繼被元朝征服，并在這些地區(qū)設置路、府、州、縣和宣慰司。元末，云南許多彝族地區(qū)封建地主經濟迅速發(fā)展，但在一些地區(qū)領主經濟和奴隸制殘余仍然不同程度的存在。明代，在彝族地區(qū)兼設流官、土流兼治和土官三種官職，對彝族地區(qū)的經濟發(fā)展起了十分顯著的促進作用。清代實行“改土歸流”，加強了對彝族地區(qū)的直接統(tǒng)治，從而使大多數彝族地區(qū)的領主經濟解體，封建地主經濟進一步發(fā)展。

1840年鴉片戰(zhàn)爭后，中國逐漸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廣大的彝族人民也深受苦難，鴉片在彝區(qū)大肆泛濫。涼山彝族奴隸主利用鴉片換得大批槍支、白銀，有了槍支，他們又進一步向四周擴展勢力，擄掠各族人民為奴隸。由于有了槍支，彝族內部的冤家械斗日益頻繁，使廣大彝族陷入水深火熱之中，許多彝族被迫背井離鄉(xiāng)，向安寧河以西至麗江地區(qū)遷移。

為反抗剝削壓迫，彝族人民在歷史上進行過多次英勇抗爭。特別是近代，彝族人民的反抗斗爭匯入了全國各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爭的洪流。清咸豐年間哀牢山彝族李文學領導的起義聲勢浩大，影響深遠，堅持斗爭達23年之久（1853——1876年）。19世紀末，金平、元陽等地彝族、哈尼族人民曾多次聯合反抗入侵中國邊疆地區(qū)的法國侵略者。滇南的彝、漢各族人民，曾多次反對法國侵略者修筑滇越鐵路。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蒙自爆發(fā)了彝民楊自元帶頭火燒法國“海關”的事件。辛亥革命和護國運動中，許多彝族志士參加了推翻帝制的斗爭。1913年至1916年間，在涼山州的冕寧、越雟一帶爆發(fā)了彝族人民反抗奴隸制度的大起義。由于起義的高潮在1914年，這一年為彝歷的虎年（彝語稱虎為拉，稱年為庫），故史稱“拉庫起義”。

1927年，蒙自縣五六百漢、彝族人民，在黨的領導下，提出了土地革命的口號，并在山區(qū)建立了蘇維埃政權。1935年至1936年，紅軍一、二方面軍兩次經過彝區(qū)，在滇東北、滇北和涼山彝區(qū)宣傳民族政策，受到廣大彝族人民的擁護，許多彝族優(yōu)秀兒女參加了紅軍。在冕寧，紅軍打開了監(jiān)獄，放出了“坐質換班”的彝民。冕寧拖烏彝族果基家頭人小葉丹在黨的民族政策感召下，與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按照彝族的傳統(tǒng)習俗在冕寧彝海結盟，使得紅軍順利通過了彝區(qū)，取得了搶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的勝利。劉伯承還將“中國夷民紅軍沽雞（即果基）支隊”的紅旗授予小約丹，鼓勵他們組織游擊隊反抗國民黨統(tǒng)治。紅軍播下的革命火種在彝區(qū)廣泛傳播，人們懷著對紅軍的敬意和思念，珍藏著紅軍留下的紅旗、用過的物品，許多彝族還將這一年出生的兒女用紅軍來命名，如“紅軍惹”、“紅軍嫫”。

在解放戰(zhàn)爭中，路南圭山和彌勒西山彝族在黨的領導下，建立了游擊武裝和革命根據地，同國民黨軍隊進行了英勇的斗爭。滇南、滇東北、滇西和涼山等地的彝族與其它民族人民也建立了游擊隊，為配合中國人民解放軍順利進軍，解放上述地區(qū)作出了貢獻，許多彝族人民的優(yōu)秀兒女在革命斗爭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政治

新中國成立前，由于彝族居住分散，社會發(fā)展極不平衡，各彝族地區(qū)存在不同的社會組織與政治制度。

土司制、封建地主制

云南省武定、祿勸兩縣的北部和紅河南岸某些土司地區(qū)，在20世紀上半葉還保留著封建領主制經濟殘余，建立在這種經濟基礎之上的社會政治制度是土司制。清代中葉以前，土司勢力尚強，當地的土地、山林等盡歸土司所有，群眾隸屬于各土司。

近百年來，土司勢力逐漸衰落，新中國成立前夕，領主制經濟形態(tài)已殘缺破碎。雖然土司使用各種辦法防止土地外流，但許多“官田”還是通過各種方式轉到百姓手中。同時，百姓自開的“私田”也越來越多，無法控制。到解放前夕，武定、祿勸的土司區(qū)內，百姓的私田已占整個田地的一半左右；紅河南岸的土司區(qū)，也有部分田地轉到百姓手中，有的還取得了土地所有權。

黔西北與滇東北一帶，新中國成立前尚有許多小領主的殘余勢力存在。這些小領主是“改土歸流”殘存的土目，威寧、畢節(jié)、赫章等地土目較多，勢力也較大；大方、黔西、水城、織金、納雍等縣土目不多，勢力較弱。雖然土司和土目地區(qū)都存在封建領主經濟的殘余，但兩者之間以至各地區(qū)之間，在殘存的程度上和表現的形式上都有一定的差異和特點。

總體來講，在上述土司、土目統(tǒng)治地區(qū)，封建領主的剝削以實物地租為主，包括地租、官租、雜派、押金等等，剝削量約占佃農農業(yè)總收入的30-60%，其中還不包括勞役地租在內。民國以后，國民黨政府在1934年至1935年間，先后在這一地區(qū)推行保甲制，其政治組織與漢族地區(qū)基本相同。

這一時期，滇、黔、桂廣大彝族地區(qū)及四川的部分彝族地區(qū)漸漸進入了以封建地主制經濟形態(tài)為主導的社會。但是，由于生產資料的占有和階級關系的結構不同，各地還存在著一些差異。云南的大部分、貴州的部分和廣西全部彝族地區(qū)，封建地主經濟已成為該社會的主要經濟形態(tài)。土地抵押、典當，特別是買賣關系盛行，導致了激烈的土地兼并與階級分化。作為主要生產資料的土地，地主每人平均占有的數量約為貧農每人平均占有數量的7倍以上。地主、富農占有的牛、馬、驢、騾等大牲畜較多，各種農具齊全，而貧苦農民的大牲畜很少，農具也殘缺不全。

這類彝族地區(qū)的地主階級約占當地總農戶數的5%左右，貧雇農戶約為60-80%。一些彝族地主不僅壓迫剝削本民族的農民，而且也壓迫剝削其他各族人民。與此同時，許多彝族農民除受到本民族的地主階級剝削外，也遭受到漢族地主的統(tǒng)治和剝削。但在某些貧困山區(qū)，土地集中程度較低，自耕農民占絕大多數。如云南彌勒縣第三鄉(xiāng)，土地改革時約有村民530戶左右，其中彝族占80%以上，整個鄉(xiāng)沒有一戶地主、富農，絕大多數為自耕農民。

在四川部分彝族地區(qū)，已進入封建地主制經濟階段的地區(qū)主要在今涼山州安寧河兩岸、川滇大道附近，以及雷波、馬邊、峨邊、敘永、古藺等縣靠近漢族地區(qū)的地方。上述地區(qū)有兩種情況：安寧河兩岸、川滇大道附近及雷波、馬邊、峨邊的邊緣區(qū)，基本上是從奴隸制經濟解體的條件下直接發(fā)展到封建地主制經濟的；屏山、敘永、古藺等縣則是“改土歸流”后在封建領主制經濟解體的基礎上，向封建地主制經濟過渡的。在由奴隸制直接發(fā)展為封建地主制的地區(qū)，雖然社會的主導生產方式已是封建制經濟，但由于它脫胎于奴隸社會，故奴隸制的殘余與影響還相當頑固地保留著。

處于封建地主經濟的彝族地區(qū)，近百年來也有資本主義因素的萌芽。19世紀末葉以來，在滇越鐵路及其支線沿線，由于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已出現若干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yè)，一些企業(yè)由彝族經營。1878年前后，個舊錫礦區(qū)有大小彝族資本家20余人。最小的企業(yè)擁有工人40多人，大的擁有四五百人，最大的竟達千余人之多。民國以后，在滇東北彝族統(tǒng)治階級中逐漸形成一個軍閥官僚集團，并在1927年起直到新中國建立前取得了云南的統(tǒng)治權。其中一部分人建立或控制了一些工商業(yè)機構與企業(yè)，逐步走上發(fā)展資本主義的道路。如他們控制了云南的金融機構——富滇銀行，還在個舊及滇北先后建立了個舊錫公司、云南煉錫公司、云南礦務公司及滇北礦務局等工礦企業(yè)。除了上述“官商”企業(yè)外，他們還以集股或個人名義開辦了一些私人的企業(yè)。僅在昭通一帶，就有“昭通民眾實業(yè)股份有限公司”和“福鶴公”、“永達”、“慶豐祥”、“同協(xié)慶”、“裕通”等十幾家商號，主要從事棉紗、油脂、山貨、藥材的買賣，也進行黃金、白銀、槍支的販賣，并開設了一些銀行、錢莊和店鋪，壟斷了滇東北及黔西北和涼山部分地區(qū)的工商業(yè)。此外，他們還在昆明、上海及香港等地開辦企業(yè)、銀行或設立辦事機構。

奴隸制

涼山彝族地區(qū)，還處在等級森嚴的奴隸制社會。奴隸主和奴隸及一般勞動生產者之間的階級關系，是通過森嚴的等級形式表現出來的。全體社會成員按生產資料占有和嚴格的等級和血緣關系劃為“茲莫”、“諾合”、“曲諾”、“阿加”、“呷西”5個等級。

“茲莫”，彝語為“權利”之意，漢語稱為“土司”，歷史上曾是整個涼山彝區(qū)的最高統(tǒng)治等級，后來逐漸衰弱，統(tǒng)治區(qū)日益縮小?！捌澞痹诖蟛糠值貐^(qū)的統(tǒng)治權被“諾合”等級所取代。

“諾合”，意為“群體”，是主人、主體、黑色的意思，漢語稱之為“黑彝”，是涼山彝族社會事實上的最高統(tǒng)治等級，約占當地彝族人口的7%，享有各種政治經濟特權，是生產資料、土地和“阿加”、“呷西”的主要占有者，與其他等級有不可逾越的鴻溝。

“曲諾”，為白色之意，漢稱“白彝”，是被統(tǒng)治者中的最高等級，介于黑彝與“阿加”、“呷西”之間，占人口的50%左右，人身隸屬于黑彝奴隸主，住在主子轄區(qū)，不得隨意遷徙，每年要為主子服一定的無償勞役。他們一般占有部分土地和生產、生活資料，少數富?！扒Z”也占有部分“阿加”、“呷西”。

“阿加”，意為“門里門外的手足”，漢稱“安家娃子”，占總人口的33%左右，無遷徙自由，全年絕大部分時間為主子服無償勞役，主子可以整戶的或單個的出賣“阿加”?！鞍⒓印钡淖优梢匀炕虿糠值乇恢髯映樽鳌斑任鳌?，一般有著極少量的土地及其它生產、生活資料。

“呷西”，意為“主子鍋莊旁邊的手足”，漢稱“鍋莊娃子”，是被統(tǒng)治者中的最低等級，約占人口總數的10%左右，他們一無所有，毫無人身自由，可以被主子任意買賣和虐殺。主子為其配婚成家后即可成為“阿加”。所有被統(tǒng)治等級成員，皆被統(tǒng)治者稱為“節(jié)伙”?！肮?jié)伙”有被統(tǒng)治者的含義，過去被漢族稱為“娃子”。

涼山彝族地區(qū)，沒有統(tǒng)一的政權組織，除少數茲莫（土司）統(tǒng)治區(qū)外，諾合家支的統(tǒng)治起著政權組織的作用。家支具有原始氏族組織的特征，彝語稱為“楚西”或“楚加”，是以父系血緣為基礎、由父子聯名的譜系為紐帶而聯結起來的組織，每一家支有其共同的祖先和姓氏。

涼山家支林立，諾合家支約100個左右，各諾合家支有較穩(wěn)定的地域，家支間互不統(tǒng)屬。家支沒有常設的管理機構，但每個家支都有數目不等的頭人，稱為“蘇易”和“德古”，他們閱歷豐富，精通彝族習慣法，善于排解糾紛，受人尊重。家支內部的重大事情由“集爾集鐵”和“蒙格”決定。在彝語中前者意為“商議”；后者意為“大會”?！凹癄柤F”即頭人會議，主要商量家支內部問題，也可商量家支間的一些問題?！懊筛瘛奔醇抑С蓡T大會，是家支成員參加的重大會議，主要討論本家支成員被殺或同外家支冤家械斗等重大事件。

涼山彝族的家支雖然互不統(tǒng)屬，但各家支所遵循的習慣法，其內容基本一致，家支頭人在行使職權時，并無成文法律，其唯一依據就是按習慣法辦事。正如彝諺所說“祖上留下的規(guī)矩，諾合的兒孫要遵守，曲諾的兒孫也要服從”。

習慣法彝語稱“節(jié)威”，含有“規(guī)矩”、“制度”的意思。在當時森嚴的等級制度下，習慣法的主要職能是：維護茲莫、諾合貴族奴隸主的神圣地位，保護茲莫、諾合奴隸主的特權。對違者，家支要依照習慣法予以懲處。如為了維護統(tǒng)治等級的血統(tǒng)“純潔性”，統(tǒng)治等級與被統(tǒng)治等級之間嚴禁通婚及婚外性關系，對違犯者不僅要開除家支，甚至還要處以死刑。保護茲莫、諾合的財產所有權不受侵犯，同時允許和保護他們到外地去擄掠奴隸和財物。但是習慣法限制諾合對本家支成員財物的擄掠與盜竊，對違者處罰相當嚴厲，被統(tǒng)治等級如盜竊統(tǒng)治等級的財物，嚴重者會被處以死刑。維護茲莫、諾合對被等級的統(tǒng)治，允許對反抗者進行鎮(zhèn)壓。

習慣法規(guī)定，凡反抗主子的，輕者則被毒打，重則被出賣或處死。維護本家支的利益，視不同情況與其它家支聯合或斗爭。習慣法規(guī)定，各家支必須維護本家支的利益，并可為本家支的利益進行斗爭，這種家支間的，有時甚至是家支內部的斗爭，就是習慣上稱的冤家械斗，其實質就是奴隸主之間爭奪利益的戰(zhàn)爭。在涼山彝族奴隸社會里，家支林立，冤家眾多，械斗頻繁，造成了重大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阻礙了社會的發(fā)展。

民族自治

1951年1月10日建立了全國第一個彝族自治政權——西昌縣紅毛姑彝族自治區(qū)（區(qū)級）。1951年4月、5月，分別建立了昭覺縣彝族自治區(qū)和峨山縣彝族自治區(qū)兩個縣級的民族區(qū)域自治政權。隨著民族工作的進一步開展和民族政策的落實，在20世紀50年代，相繼建立了涼山彝族自治州、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和楚雄彝族自治州三個更大范圍的民族區(qū)域自治單位（地區(qū)級）。

1956年，黨和政府根據廣大彝族奴隸群眾和貧苦勞動人民的意愿，經過同擁護共產黨的民族上層人士充分醞釀和協(xié)商，確定在四川彝族地區(qū)和云南寧蒗彝族地區(qū)進行民主改革。1958年春，川、滇大、小涼山彝族地區(qū)勝利結束了民主改革運動。通過這次運動，徹底摧毀了奴隸制度，廢除了奴隸主的一切特權，沒收、征收了奴隸主的土地、耕牛、農具、房屋和糧食，分給廣大奴隸群眾和貧苦勞動人民。

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還相繼在云南的江城、寧蒗、巍山、路南、南澗、尋甸、元江、新平、祿勸、漾濞、普洱、景東、景谷，貴州的威寧，廣西的隆林，以及四川的峨邊、馬邊等縣建立了單一的彝族或彝族與其它少數民族聯合的自治縣。1979年1月，又將彝族居住比較集中的西昌地區(qū)合并到涼山彝族自治州中。

文化

信仰

彝族的宗教信仰基本上還處于原始宗教的階段，自然崇拜、圖騰崇拜、祖先崇拜和萬物有靈的觀念普遍存在于社會當中。本民族的祭司“畢摩”、巫師“蘇尼”在彝族地區(qū)有一定的影響，這種情況在川、滇毗鄰處的大、小涼山較為突出。在滇、黔、桂彝區(qū)，除保留著本民族固有的原始宗教信仰外，部分地區(qū)還流行著道教、佛教。近代以來，基督教與天主教也傳入少數彝族地區(qū)。

彝族對自然的崇拜來源于萬物有靈的觀念。由于過去彝族地區(qū)生產力低下，人們對大自然缺乏駕馭能力，因而對萬事萬物皆視為有靈之物，與人一樣具有生命與意志。這種自然崇拜是和人類靈魂崇拜同時發(fā)展起來的。彝族認為，人出生時靈魂附于肉體，死后靈魂離開肉體而存在。由這一靈魂觀念推想到世界上萬事萬物都有靈魂，并把它們的活動或自然現象都視為靈魂支配的結果，從而形成了對大自然的崇拜。它以民間信仰的形式普遍存在于彝族社會中。主要有天崇拜、地崇拜、水崇拜、石崇拜、火崇拜、山崇拜等。

根據彝文典籍記載，在原始時代彝族曾有過圖騰崇拜，相信人類與動物、植物有著血緣關系。史詩《勒俄特衣》中的“雪子十二支”、《雪族（子史篇）》就有這方面的記載。目前彝族社會還存在大量的圖騰崇拜遺跡，主要有竹崇拜、葫蘆崇拜、松樹崇拜、粟樹崇拜、動物崇拜等。如云南澄江縣松子園一帶的彝族將“金竹”視為祖神。云南哀牢山區(qū)彝族一直流傳有供奉“祖靈葫蘆”的習俗。云南、貴州、四川彝族地區(qū)許多村寨都有自己的“神樹”、“神林”。云南哀牢山自稱為“羅羅”的一支彝族就把虎作為自己的祖先，“羅羅”即其語言中“虎虎”的意思。每家都供奉一幅祖先畫像，稱為“涅羅摩”，意為“母虎祖先”。

彝族認為祖先去世后靈魂照樣存在，可給活人以禍福，所以要加以崇拜，祈求其給子孫降福。彝族認為人死后有三個靈魂，其中一靈魂守火葬場和墳墓，一靈魂歸祖界與先祖靈魂相聚，一靈魂居家中供奉祖先的靈牌處。但無論哪一個靈魂，其是否安適都關系到子孫后代的興衰禍福，因此需要祈求祖先的佑護。安靈與送靈儀式是彝族盛行的兩個重要祭祖活動。安靈儀式在喪葬數日或數月后擇吉日舉行由畢摩主持。儀式包括選靈竹，招靈附竹，制作靈牌，獻藥除病，祭靈供奉幾個程序，安靈儀式結束后，靈牌供奉在家中。送靈是將家中供奉的祖先靈牌集中送到野外同宗的祖靈箐洞。送靈儀式最隆重。送靈時間確定后，要通知親友，親友聞訊后，需帶牛、羊、豬、酒等禮品盛裝參加。送靈中最重要的活動是在畢摩主持下舉行的一系列宗教儀式，每場儀式都具有一定的意義。

畢摩是彝族傳統(tǒng)宗教中的祭司。在彝語中“畢”為舉行宗教活動時祝贊誦經之意，“摩”意為長老或老師。畢摩產生的年代久遠，據彝族傳說，最早出現的畢摩家族是“施子史德”家，后來又有“兩林”、“射舌”等家族相繼成為畢摩。傳說中著名的畢摩有阿都爾普、畢阿詩拉則兩人，他們因法力高深而聲名遠揚。相傳畢摩原由彝族最高統(tǒng)治等級的茲莫擔任，后由諾合等級擔任，然后又傳給被統(tǒng)治階級的曲諾等級擔任。至新中國成立前，茲莫等級中的畢摩已屬鳳毛麟角。諾合等級中也只有幾個家族從事此業(yè)。大量的畢摩都由曲諾擔任，著名的曲諾畢摩家族有“吉克”、“沙馬”、“曲比”、“阿育”等，這些家族都是傳承久遠的世襲畢摩家族。

畢摩的宗教活動主要有：瑪都迪（做靈牌）、撮畢（送靈牌）、孜摩畢（念平安經）、卓尼碩（念凈宅經）、消布（念消咒經）、撮那固（念治病經）、里次日（念咒鬼經）、撮日（念咒仇敵經）等等。此外，還主持結盟儀式和在糾紛中主持神判儀式。

蘇尼是彝族社會中的巫師，“蘇”在彝語中意為“人”，“尼”意為作法術時的情景。蘇尼一般由曲諾或阿加等級中的成員擔任。蘇尼并非世襲，男女均可擔任，法器主要為羊皮鼓和木槌。蘇尼不懂經文，也不誦經和主持重大祭祀活動，其主要社會職能是施行巫術，驅鬼治病。蘇尼在彝族社會中的地位不及畢摩，從事宗教活動的收入也較畢摩低。

服飾

彝族支系繁多，居住分散，自然環(huán)境復雜，社會經濟發(fā)展不平衡，其服飾在質地、款式、紋式等方面形成了明顯的地域特征。大體可根據涼山、烏蒙山、紅河、滇東南、滇西、楚雄六個彝族聚居區(qū)分為六大類型。

涼山

涼山彝族傳統(tǒng)服飾，男女皆穿右衽大襟衣，披擦爾瓦、披氈、裹綁腿，平時跣足，冬天穿麻鞋。

男子頭纏中髻，不同次方言區(qū)的樣式不同，左耳戴蜜臘珠、銀耳環(huán)等飾物。男褲在北部方言區(qū)根據不同的次方言有“大褲腳”、“中褲腳”、“小褲腳”之別。

婦女著百褶裙、戴頭帕，生育后，可戴帽或纏帕，喜佩耳飾、手飾，戴銀領牌。傳統(tǒng)衣料以自織自染的毛麻織品為主，傳統(tǒng)色彩為黑、紅、黃三色。圖案紋飾多為雞冠、羊角、火鐮、蕨草、窗格等動植物和生活物品。

烏蒙山

烏蒙山彝族服飾男女均為青、藍色大襟右衽長衫或短衫，長褲，纏黑色或白色頭帕，系白色腰帶，著繡花高釘“鷂子鞋”或“鷹頭鞋”。

男子服飾無花紋，披羊毛披氈，女子服飾領口、袖口、襟邊、下擺均飾彩色花紋組合圖案。

紅河

紅河地區(qū)彝族男子服飾多為對襟、短衣、長褲。婦女服飾款式多，既有長衫，也有中長衫和短裝，大多外套坎肩，系圍裙，頭飾琳瑯滿目，尤喜以銀泡、絨線做花為飾。圖案以自然紋為多，幾何紋次之。

滇東南

滇東南地區(qū)彝族女裝款式為右襟或對襟上衣、長褲，個別地區(qū)著裙。男裝為對襟衣，外套坎肩，著寬檔褲。服飾工藝有挑花、刺繡、鑲補、蠟染等。

滇西

滇西地區(qū)彝族婦女多為前短后長的右大襟衣，下為長褲，系圍腰，套坎肩。巍山、彌渡兩縣婦女佩戴羊氈裹背。

男子著右大襟長衫、羊皮坎肩、寬褲腳、頭包青帕。

楚雄

楚雄地區(qū)彝族女裝為右大襟短衣和長褲，少數地區(qū)上著對襟衣，下著花裙。工藝以鑲補、平繡為主，圖案多為花卉。

祿勸、尋甸等地婦女的盛裝是古老的貫頭衣，這種服飾前短后長，寬大無袖。

男子服飾為對襟小褂，披羊皮褂，長褲，還保留有著火草布、麻布衣的習俗。

建筑

涼山彝族民居為“瓦板房”；貴州和云南北部及中部是“土掌房”、“方型碉樓”、“垛木房”和“廈片房”；廣西和云南東部則是“干欄式”住宅。

彝族村寨一般聚族而居，多坐落在依山傍水、向陽避風、樹木茂盛、土地肥沃、地形開闊、有利于耕牧和軍事防御的山坡上。在高山多散居，半山和河谷地帶多聚居。一個血緣家支聚居在一起，形成自然村落，小則幾戶，多則幾十戶，血緣較近的各支分散相鄰。

按彝族習俗，兒子結婚后需另外建房居住，父母隨最小的兒子居住?！巴甙宸俊钡慕ㄖ牧虾芎喡?，大部分是山草、竹、木、砂土、塊石等，用磚瓦甚少。

河谷與高山地區(qū)略有區(qū)別。河谷地區(qū)多為土掌房，用泥土做墻、木材做板瓦，內部隔板都用木板，梁柱及椽子的連接全部用木榫。高山地區(qū)多用竹墻、板瓦，內部間隔亦用竹墻，梁柱、椽子多用竹材或竹木混合，多用竹篾、山藤綁扎，板瓦上用石塊壓實，地坪一般夯土。

如今，彝族地區(qū)已普遍建磚瓦房，有的地方還建起了外觀保持民族特色，內部裝飾非?，F代化的建筑。

飲食

彝族的主食為土豆、玉米、蕎麥、大米等。副食型食物有肉食類、豆類、蔬菜類、調料類、飲料類。肉食類以牛、羊、豬、雞為主，待客需殺牲，以殺牛為貴，羊、豬次之。豆類多為黃豆、胡豆、碗豆等，黃豆的一種食法彝族稱為“都拉巴”，即將黃豆磨成漿，連糟加酸菜煮吃。

調料類主要采集三種野生植物，一為“哈拉古”樹葉，一為喬木“穆庫”的根和花，一為草本植物“切批切克”的根。這三種植物均有奇特的香味。

飲料類主要為酒，彝族待客以酒為主，彝族諺語說“漢人貴在茶，彝人貴在酒”、“有酒便是宴，無酒殺豬宰羊不成席”，說明對酒的重視。彝族的酒主要有壇壇酒（又稱咂酒）、桶酒、水酒等。

涼山彝族喜吸蘭花煙，其它地區(qū)彝族喜吸葉子煙。

許多彝族地區(qū)有飲茶的習慣，茶從漢區(qū)輸入，但也有自種的，如貴州水城玉舍一帶彝族就擅長種茶，飲前將茶放在一個小罐中烤香，而后再放水煮開食用，稱為“烤茶”。

語言文字

語言

彝語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彝語支，有北部、東部、南部、東南部、西部、中部6種方言，其中包括5個次方言，25個土語。

北部方言分布在四川和云南寧蒗等縣，東部方言分布在貴州和云南東北部，南部方言分布在云南和廣西，其余3個方言分布在云南。

文字

彝族文字為表意文字，又稱音節(jié)文字，史書中稱“爨文”、“韙書”，或“羅羅文”、“倮文”，通稱老彝文。該文字大約形成于13世紀，據估計，仍存的老彝文大約有一萬多個字，經常使用的有一千多個。每個字形代表一個意義，沒有偏旁和部首，同一字形有多種不同的書寫格式，主要為由左向右直書或橫書。

貴州大方縣發(fā)現的明代銅鐘，鑄于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鐘面刻寫的彝文是現存最早的彝文銘文。許多彝族地區(qū)都保留著用老彝文抄寫的書籍，如《勒俄特依》、《瑪穆特依》、《阿姆尼惹》、《齊書蘇》等。這些書籍可分為九類，即祭祀經文、占卜、歷法、譜牒、詩文、倫理、歷史、神話、譯著，老彝文中大量使用同音假借字，由于彝語有六個方言，各地方言差異較大，代音的文字也因地各異，老彝文的字形、讀音均不統(tǒng)一。

為使彝文能更好地為廣大群眾服務，1975年，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以喜德語音為標準音，以“圣乍”話為基礎方言，制訂了四川《彝文規(guī)范試行方案》，確定了819個規(guī)范文字，并設計出“彝語拼音符號”，便于注音學習。1980年國務院批準該方案。已在四川彝族地區(qū)推廣使用。

文學

彝族民間文學其形式多樣，內容豐富，有詩歌、神話、傳說、童話、寓言、諺語、謎語。絕大部分是廣泛流傳于民間的口頭文學。

史詩類詩歌有《勒俄特依》、《瑪穆特依》、《阿細的先基》、《西南彝志》、《哈依迭古》《梅葛》、《查姆》等。

敘事長詩和抒情長詩的代表作有《我的幺表姝》、《媽媽的女兒》、《阿詩瑪》、《一雙彩虹》、《逃到甜蜜的地方》等。

民間故事與傳說反映了一定歷史時期的社會內容和不同的特點，如《洪水的故事》、《天地萬物的起源》反映了彝族對人類起源的認識。《飛馬》、《羅木阿智》等表現了奴隸與奴隸主的斗爭，歌頌了勞動人民的聰明機智。民間故事中有大量的神話故事，如《王九點》、《阿達吉魯》、《牛的來歷》等等。童話和寓言題材廣泛，簡短有力，想象奇特，寓意深遠，如《天神的啞水》、《吹笛少年與魚女》、《大雁姑娘》等。

彝族諺語，稱為“爾比爾吉”，是彝族人民非常喜愛的一種口頭文學。其特點是詞句精煉，音律鏗鏘，想象豐富，名式整齊，易于上口，便于誦記，具有普遍而深刻的群眾基礎?！盃柋葼柤笔侨藗兲幚韱栴}的依據，教育人的警句，起著道德規(guī)范和習慣法的作用，指導著人們的言行。

歷法

“十月太陽歷”是彝族傳統(tǒng)歷法，不按月亮盈虧為周期，而是以地球繞太陽為周期，故稱“太陽歷”。

十月太陽歷有兩種觀測方法，一種是以觀測太陽運動來確定冬夏，另一種是以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來確定寒暑。它是以一年為10個月，一個月為36天，用十二屬相輪回紀日。由于每月日數相等，不分大月小月，便于使用和記憶。同時，由于彝歷是根據太陽、北斗來定冬夏、明寒暑，便可把一年內季節(jié)分得十分準確。因此，民俗研究者把“十月太陽歷”稱贊為“文明的十月太陽歷”。

十月太陽歷，是彝族對中華民族文明所做的重大貢獻。

習俗 
節(jié)日

節(jié)慶是各地彝族生活方式和習俗的集中表現。有以農業(yè)生產為主的農事節(jié)慶；有以祭祀神靈、祖先為主的祭祀節(jié)慶；有以追念英雄人物和重大事件為主的紀念節(jié)慶；有以歡慶豐收、慶祝勝利為主的慶祝節(jié)慶；有以歌舞戲曲活動為主的社交娛樂節(jié)慶等。主要的節(jié)慶有：

彝族年：彝族年是川、滇、黔彝族隆重的傳統(tǒng)節(jié)日，彝語稱“庫施”。各地過年時間不一，一般在每年農歷十月至十一月中、下旬選吉日過年。

火把節(jié)：為彝族的傳統(tǒng)節(jié)日，日期為每年農歷的六月二十四日，歷時三天。節(jié)日期間，人們身著盛裝，集中在村寨附近的平壩或緩坡上，唱歌、跳舞、賽馬、斗牛、斗羊、摔跤、選美等，活動的內容豐富多彩，熱鬧非凡。早上，人們要殺牲祭祖；晚上，要舉著火把在莊稼地中轉游，意為燒死害蟲，祈求莊稼豐收。

此外，黔西、滇東彝族在農歷的三月三要過祭山節(jié)；云南石屏、元陽、巍山一帶的彝族每年要過兩次祭龍節(jié)，第一次在夏歷二月第一個屬龍日，第二次在秋收前，稱“賠龍”，意為感謝龍王爺的雨露之恩；云南楚雄的彝族每年農歷的二月初八要舉行插花節(jié)，以祝愿幸福安康，六畜興旺、五谷豐登；廣西那坡、云南富寧一帶的彝族在農歷四月要舉辦跳弓節(jié)，農歷三月三為廣西隆林彝族的護林節(jié)。

婚戀

彝族婚姻的特點是同族內婚、家支外婚、等級內婚、姑舅表優(yōu)先婚和姨表禁婚。這一特點在涼山彝族地區(qū)表現得最為突出，新中國成立前若異族通婚，按習慣法要處死或逐出家族。嚴禁家支內婚，同宗、同姓通婚視為亂倫，違者處以死刑。嚴格執(zhí)行等級內婚，統(tǒng)治階級的茲莫和諾合與被統(tǒng)治階級的曲諾、阿加、呷西之間，禁止通婚，婚外性關系也在嚴禁之列，違者均要處死。曲諾和阿加不通婚，但限制沒有前者嚴格，主要區(qū)別在于彝族后裔和非彝族后裔之間，如彝族曲諾與非彝族后裔通婚或發(fā)生性關系，一些地區(qū)會被處死，多數地區(qū)是以降低其等級作為處罰。彝族傳統(tǒng)婚姻中有轉房習俗，有生育能力的婦女丈夫去世后，子女又尚未成年，則須轉嫁給死者的同胞兄弟或近親叔侄。如彝族家中無子嗣，家支內部有權分配其財產，稱為“吃絕業(yè)”。新中國成立后，同族內婚和等級內婚的限制已被打破，彝族青年男女以感情為基礎自由戀愛，出現了跨族別婚、跨等級婚、跨國界婚。

一夫一妻制是彝族婚姻的基本形態(tài)。新中國成立前，由于各地彝族社會發(fā)展不平衡，同時也存在少數土司和諾合一夫多妻，一般家庭因轉房或無嗣納妾而造成的一夫多妻現象，極少數地區(qū)還保留有夫兄弟婚和妻姊妹婚殘余。彝族家庭以父權為核心，在彝族家庭中，實行父子聯名制和財產父系繼承的原則，兒子婚后即另立門戶，只有幼子婚后與父母同住。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十分低下，只有家政的支配權，沒有參與財產分配的權利，也不能參加重要的社交活動。男子是一家之主，擁有家產決定權和子女婚姻決定權。新中國成立后，這一現象得到改變，婦女地位逐漸提高，男女平等的意識已深入到彝族家庭。

彝族的婚禮保留了許多古老的習俗，如潑水、抹黑臉、哭嫁、新娘婚前禁食、婚后“坐家”等。彝族男女婚前要舉行訂婚儀式，訂婚時要先取吉兆合婚，男女雙方各殺一頭豬,取膽、胰觀看，以膽色澄黃、胰大直肥為吉，若胰臟卷曲則為兇，表示不能相配?；槠诟鶕p方出生年月的屬相選定，一般都在每年的農歷十一月以后到次年二月這段秋收后的黃金季節(jié)舉行，最佳日子是在有六顆星與月亮成一平行線的時候，彝族稱為“他波”。最佳婚齡是17、19歲。女子如果過了17歲還未出嫁，則要再舉行一次成年禮。

喪葬

大部分地區(qū)彝族實行土葬，涼山彝族實行火葬，葬后，就地挖土、石蓋嚴，或將骨灰裝入袋，用馬馱藏于巖穴。此后，要為死者舉行“安靈”儀式，用一寸左右的竹子，外包白羊毛，纏紅線，裝進長五寸、挖有槽的木棒內，再用麻皮纏，削尖木棒兩端，掛在一塊竹篾笆上，靈牌便做成了，彝語稱為“馬都”?！榜R都”置于室內梁下上方神位上。

神位是家中最神圣的地方，不許玷污。父母的“馬都”一般供奉在幼子家中，逢年過節(jié)，家人都要祭獻酒肉，以表示對死者的精神寄托。待父母雙亡三年以后，要擇日舉行隆重的送靈儀式，將“馬都”送至人跡罕到的山洞安放。滇、黔、桂地區(qū)的彝族受漢族葬俗影響較大，多實行土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