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馬盟書為1965年－1966年于中國山西省侯馬市秦村出土的玉片文物，數量共有5000余片。

因為該玉片上文字刊載著春秋戰(zhàn)國時代各諸侯國或卿大夫之間，于訂盟誓約中所記載的言詞，因此稱作“盟書”或“載書”。該文字屬于春秋晉國官方文字，出現約在公元前550年。

書寫于玉石的這些文字不但是中國現今考古發(fā)現最早的毛筆字，也因運筆嫻熟流暢，字形活潑多變，有其藝術價值。侯馬盟書”是1949年以來中國考古發(fā)現的十大成果之一，也是山西博物院館藏的十大國寶之一。

基本信息

名稱：侯馬盟書

類別：先秦墨跡

作者：待考

創(chuàng)作時間：春秋晚期

尺寸：最大的長32厘米，寬近4厘米，小的長18厘米，寬不到2厘米。

現藏地：山西省博物院

簡介

侯馬盟書，春秋晚期晉定公十五年到二十三年(公元前497～前489）晉國世卿趙鞅同卿大夫間舉行盟誓的約信文書。1965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在發(fā)掘山西侯馬晉國遺址時發(fā)現，同年11月至次年5月發(fā)掘。

盟書又稱“載書”?！吨芏Y·司盟》“掌盟載之法”注：“載，盟誓也，盟者書其辭于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于上而埋之，謂之載書。”當時的諸侯和卿大夫為了鞏固內部團結，打擊敵對勢力，經常舉行這種盟誓活動。盟書一式二份，一份藏在盟府，一份埋于地下或沉在河里，以取信于神鬼。侯馬盟書是用毛筆將盟辭書寫在玉石片上，字跡一般為朱紅色，少數為黑色。字體近于春秋晚期的銅器銘文。

它的發(fā)現對研究中國古代盟誓制度、古文字以及晉國歷史有重大意義。盟誓遺址的發(fā)掘“盟誓遺址”在侯馬晉國遺址的東南部，面積約3800平方米，分“埋書區(qū)”和“埋牲區(qū)”兩部分，埋書區(qū)集中在西北部。在盟誓遺址內共發(fā)現坎(埋牲的土坑)400余個，坎的底部一般都瘞埋有犧牲，大坎埋牛、馬、羊，小坎埋羊或盟書。

絕大部分坎的北壁底部還有一個小龕，其中放一件古時稱為“幣”的祭玉，個別坑埋有數件。埋盟書的坎沒有龕和玉幣。這些玉幣和犧牲都是在盟誓時向神或祖先奉獻的祭品。用作祭祀的玉幣有璧、璜、瑗、玦、瓏、璋、圭和殘碎玉料塊，都是用透閃巖等石料制成，雕琢纖細，頗為精美。書寫盟書的玉石片，絕大多數呈圭形，最大的長32厘米，寬近4厘米，小的長18厘米，寬不到2厘米。

年代推斷

關于侯馬盟書的內容和年代，目前有4種不同的意見:

①認為盟書的主盟人趙孟應是晉國世卿趙鞅，即趙簡子，其政敵是趙尼，即趙稷。根據宗盟類“序篇”中的干支，推斷盟誓入埋的時間為晉定公十六年（前496），盟書的盟誓時間為晉定公十五年至二十三年（前497～前489）。盟誓地點在晉國晚期都城新田。

②認為盟主是趙敬侯章，政敵是盟書中的趙北，即武公子朝（趙朔），武公子朝曾于趙敬侯元年（前386）作亂，盟書所反映的即為趙敬侯章與武公子朝爭位事。

③認為這批盟書是前5世紀后半期晉國的載書，出土地點即是晉國晚期都城新田。

④認為主盟人是趙嘉即趙桓子嘉，政敵趙化即趙獻侯浣。趙桓子元年（前424），桓子與獻侯間曾有爭位斗爭，這批載書即為趙桓子逐趙獻子自立后的遺物。

具體內容

共5000余件，用毛筆書寫在圭形的玉石片上。字一般為朱紅色，也有黑色的，字體接近春秋晚期的銅器銘文。內容分作5類：

①宗盟類。要求與盟人效忠盟主，一致討伐敵對勢力，是主盟人團結宗族內部的盟誓；

②委質類。與盟人表示同逃亡的舊主斷絕關系，并制止其重返晉國；

③納室類。與盟人表示盟誓后不再擴充奴隸、土地和財產；

④詛咒類。對某些罪行加以詛咒；

⑤卜筮類。為盟誓卜牲時龜卜及筮占文辭的記載，不屬于正式盟書。侯馬盟書對研究中國古代盟誓制度、古文字及晉國歷史有重要意義。

盟書的發(fā)現，對研究中國古代盟誓制度和文字，研究晉國歷史，以及中國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情況有重大意義。

發(fā)現意義

其意義如下：

“侯馬盟書”是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十項重大考古成果之一，已成為國寶級的文物。這批文物對研究中國先秦時期春秋戰(zhàn)國之交的歷史，特別是晉國末期的歷史增添了新鮮材料。研究侯馬盟書可以使今人獲得多種新知，若把盟書所體現的豐富內容，放到東周晉國晚期社會歷史的大背景中旁通融匯考察，可以使我們進一步理解其重大的歷史價值和意義。筆者以為，至少可以從政治斗爭、經濟活動與思想意識形態(tài)三大方面，幫助我們深刻而生動地理解當時社會生活的本來面貌。

一是盟書反映了晉國末期上層政要的爭權奪利、相互傾軋中斗爭的激烈性與殘酷性，突顯了“惡”的歷史作用，反映出當時“禮崩樂壞”的歷史趨勢，并由此折射出中華民族發(fā)展的艱難曲折歷程。通觀春秋戰(zhàn)國之交的歷史，晉國趙氏等六卿內爭演化為四卿并立直至三家分晉，在今天看來只不過是歷史長河中的一個小小浪花，但就是在這一暫短歷史環(huán)節(jié)上，由于社會矛盾激化、社會動蕩，在政治斗爭領域就出現了波譎云詭、變詐迭出的驚世場面。趙鞅作為晉國新興勢力代表之一，是一代梟雄。他為趙氏崛起，擴張宗族勢力維護和鞏固自身權勢，可謂費盡心機，竭盡全力。為了索要衛(wèi)貢500家，他根本無視晉君受命就擅殺亦是趙姓支族的邯鄲午，激起邯鄲趙氏的武裝反抗。采用暴力成為他惟一憑恃的手段，反映出其貴族權要的兇殘本性。為了增強實力，他廣事結納，聯(lián)絡本宗，招降納叛。為凝聚內部形成合力，他召集同宗與投靠他的異姓，反復“尋盟”（多次舉盟），以聚攏人心。在暴力高壓下，參盟者一個個膽戰(zhàn)心驚，向神明起誓，以包括本人在內的身家性命為擔保，對趙鞅表示忠心；倘有違反盟誓者，就要全族誅滅。他們還表示決不與敵方勾結，防范敵方復入晉國。盟誓中還可笑地詛咒敵方使之受禍害，以求精神上的強勢，平衡內心。在趙鞅（當然他的對手也一樣）之流的當權者看來同陣營之人的生命財產都等同鴻毛，下層百姓奴隸更視如草芥，故這些人的一切都應為其政治權利的奪取做出犧牲和奉獻。這不僅在當時上有周天子，下有晉君的傳統(tǒng)權利下是大逆不道、專權擅政的事，亦說明“禮樂征伐自卿大夫出”，禮崩樂壞到何等程度，而且在我們看來完全是拿人不當人，毫無人道可言牎難怪稍后的孟子慨嘆“爭城之戰(zhàn)，殺人盈城，爭地之戰(zhàn)，殺人盈野”，激憤地呼吁“善戰(zhàn)者服上刑?！睆倪@里也可以看出，孔子提倡“王道”、“仁者愛人”等仁政思想，重新發(fā)現“人”的價值，是具有現實針對性而且是多么有進步意義了。事實上，不管趙鞅及其同黨如何反復舉盟，信誓旦旦，但利益的血腥爭奪是統(tǒng)治階級的本性使然，一到面臨利害權衡時，他們從私利出發(fā)就會背信棄義，反目成仇。趙氏等四卿消滅范氏、中行氏二家后，四卿內部再起紛爭，拼殺得你死我活，不可開交，就是顯例。而中國社會的歷史進步，就是在這樣的腥風血雨、刀光劍影中實現的，中國人民以所經歷的深重災難為社會文明發(fā)展付出了何等巨大的代價，這是我們今天重溫歷史不可忘卻的。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政治斗爭服務于經濟利益，政治斗爭的勝利往往取決于經濟實力。趙鞅所在的晉國，平公時就“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瑾相望而女富溢尤”，弄得“民聞公命，如逃寇仇”（《左傳·昭公三年》叔向語）晉公室由此大衰，三年后“六卿強，公室卑”。頃公時“晉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惡，六卿強，誅之，盡取其邑為十縣，六卿各令其子為大夫?！保ā妒酚洝の菏兰摇返龋?，可見六卿對祁氏、羊舌氏的田邑在所必奪。趙鞅為六卿之強族發(fā)起誅討邯鄲趙氏，導因便是索要衛(wèi)貢500家。這500家同盟書“納室類”所言之室皆為經濟計量單位，文獻或稱田、田邑、田里，統(tǒng)指勞動人手、土地、財產之總和，是卿大夫剝削收入所支出，戰(zhàn)時就可能化為軍隊和裝備。是故，文獻多有上層斗爭中勝方對敗方“納其室”、“分其室”、“兼其室”的記載，而所謂貴族之家臣、邑宰，就是他們派遣管理、控制這些家室田邑的頭目。在盟書誓約中趙鞅強調同盟者不準私自納室，如知道其宗族兄弟有納室行為不加拘捕或不上繳其室，就要受神明誅滅的制裁，這鮮明地見出趙鞅在政治爭斗中維護本族經濟利益，貪婪占有、搜刮民眾財富的胃口之大，而這正是為確保其取勝的基本經濟實力。聯(lián)系到趙鞅在決勝的鐵之戰(zhàn)時頒布對“克敵者”賞賜財產等的誓言，可以明白地反映出，經濟利益的爭奪貫穿了始終。正是由于趙鞅采取了經濟賞賜和對民眾人身解放等的手段，才大大激勵了同盟者的斗志，從而消滅范氏、中行氏，形成晉四卿（趙、魏、韓、智）并立的局面。盟書中所謂委質類內容，即參盟人將自身及其家族性命向盟主做抵押來表其忠誠，自然也包括其家庭占有的全部財產（如勞動人手、土地、財物），也就是用其全族身家性命和物質財富為本錢參與趙鞅集團的斗爭。總之，從根本上說，經濟利益的多少、經濟實力的強弱往往決定著斗爭雙方的興亡，這是從侯馬盟書研究中可以洞若觀火的事實。

從侯馬盟書的內容也可以考察其產生時代的意識形態(tài)觀念上的變化。在春秋末，整個社會禮崩樂壞，動蕩不安，誠信缺失、道德滑坡，是孔子早就明言過的?？鬃铀^“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言而無信，不知其可”的告誡正針對其時“誠信”掃地，欺詐百姓的現實狀況，帛書《老子》云：“故大道廢，安有仁義；智慧出，安有（大偽）：六親不和，安有孝慈；國家昏亂，安有貞臣?！痹诿藭{辭中就載有一個叫“無恤”的人因“不虔奉”主君韓子，暗中與中行寅勾結而受到詛咒的事例，可見其時統(tǒng)治者內部毫無信義可言。正是由于道德淪喪，出現了大量背信棄義的言行，才需要盟誓之類來約束結盟之人，以凝聚人心，鞏固內部，古人云“世道交喪，盟詛滋影，非可以經世軌訓”（《谷梁傳·隱公八年》）這就不難理解侯馬盟書何以出土有5000件之多，據統(tǒng)計參盟人有152人之眾這樣大的規(guī)模，且有許多“尋盟”（反復舉盟）的現象。很明顯，這種道德觀念上的淪落裂變，是社會大動蕩、大變革的反映。大量侯馬盟書就是這一時代劇烈變革的確鑿實證材料。

從盟書中反映參盟人表白誠信要請已故先君及神明鑒察，還說明其時尚存有遠古遺留的普遍性的鬼神觀念占據人們的頭腦。不過在趙鞅的時代，鬼神觀念只是一種敬畏的心理因素，是軟約束。盟書中強調參盟人要以身家性命擔保，才是最強有力的保證，是硬約束。這又說明鬼神觀念服務于現實利益的需要，這已同殷商時代動輒卜筮，凡事遵從神意的狀況大不同，是故產生有鄭國子產所言“國之興，聽于民；國之亡，聽于神”的信念。在趙鞅時代，鬼神觀念開始動搖，這與社會意識由“以德配天”向“重民輕天”觀念轉化的大趨勢相一致。從侯馬盟書現有材料分析，其中宗盟類的有514件、委質類的75件、納室類58件、詛咒類僅4件、卜筮類3件，鮮明地，人事方面的內容大大超過詛咒、卜筮這類與超現實鬼神觀念有關的東西，可見，“輕神重人”已成為參盟人的主體意識，這反映了社會意識隨著經濟政治發(fā)展有了相應的進步。另外，對侯馬盟書還可以從多層次、多角度深入研究。盟書提供了晉國末期規(guī)范的官方文獻盟書文體的寫法文本，是古代官方文體源流發(fā)展的一個環(huán)節(jié)，是古代文學、文體學研究的實物材料；還可以從文字學、書法藝術、歷法、社會學、風俗習慣等多側面進一步探討。侯馬盟書遺址面積很大，未發(fā)掘出土的資料一定還有很多，相信日后將會有更豐富的珍貴材料發(fā)現。進一步對之進行科學研究，便會對已有的成果有新的補充、豐富和完善，故而可以說對這里大批珍貴文物的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價值和意義，今日研究晉文化者倘舍此而不談，將是很大的缺憾。期其更新的創(chuàng)獲，尚有待于同行及后人。

盟書筆鋒清麗，其書法犀利簡率，提按有致，舒展而有韻律。

出土

1965年12月，在侯馬市東郊澮河北岸的臺地上，距秦村約0.5公里的侯馬發(fā)電廠基建工地，考古發(fā)掘出土了大量的盟書，出土盟書的這片遺址被稱為“盟誓遺址”，面積約3800余平方米。經過鉆探在遺址范圍內共發(fā)現長方形豎3800余平方米。結實鉆控在遺址范圍內共發(fā)現長方形豎坑400余個，考古發(fā)掘326個（包括橢園形豎坑2個），這些坑就是我國古代瘞埋犧牲及盟書的“坎”。在這些豎坑底部一般都埋有犧牲，大坑埋羊、牛和馬；小坑埋羊和盟書，其中偶有埋牛、馬者。絕大部分豎坑底部有個步壁龕，壁龕中存放一件玉幣。在發(fā)掘時可看出，當年瘞埋時先在小壁龕中存放玉幣，然后再埋犧牲。但是，埋有盟書的小豎坑中都沒有發(fā)現小壁龕和玉幣。

考古工作者將盟誓遺址分為甲區(qū)和乙區(qū)兩個區(qū)域。甲區(qū)集中在遺址西北部，分布的豎坑一般都較小，而且密集，有開挖早、晚打破的現象，盟書都是在這個區(qū)域里出土的。在面積約132平方米范圍內，共有39個坑出土盟書。在和盟書相伴出土埋犧牲的坑里有羊者30具、牛者2具、馬者1具，只有盟書沒有犧牲的坑是6個。這片出土盟書的區(qū)域稱為“埋書區(qū)”。乙區(qū)坑位比較分散，面積稍大，重疊情況少，埋葬的犧牲不僅有羊，還有牛、馬等，唯獨不見有盟書，但發(fā)現3個坑的玉幣上有卜筮辭文，這個區(qū)域稱為“坎牲區(qū)”。盟誓遺址已發(fā)掘的326個坎中所埋犧牲有羊177頭，牛63頭，馬19頭，有67個坎沒有發(fā)現犧牲骨架。所埋犧牲葬姿不一，有俯身、仰身、側身或左右前后腳分別捆綁在一起的側身葬，也有部分是活埋的。

盟誓遺址出土文物較為豐富。盟書，是這次發(fā)掘中的主要文物，共有5000余件（包括斷殘、字跡不清和脫落無字者），其中可以辯識，并能臨摹者有653件。同時，還有數量與種類眾多用作祭祀的玉幣。這些出土的玉幣，按形狀分有壁、環(huán)、瑗、璜、瓏、圭、璋、鏟（中間有孔）戈、刀等，還有呈不規(guī)則狀，是加工玉器后剩余的材料，也有長方形、龜形、圓形、角形等。其中制作精美的壁、圭、璋等被切割成薄片，其薄如紙，體現了古人高超的工藝水平。

價值

數以千計的侯馬盟書，其完整而有系統(tǒng)的盟辭內容，在我國歷史文獻中是非常罕見的。侯馬盟書這批珍貴的歷史文物，為我們研究春秋后期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社會，奴隸主專政向地主階級專政轉變過程中的政治，以及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面，都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出土“盟書”的侯馬，正相當晉國晚期都城“新田”所在的汾澮兩河之交地區(qū)?！昂铖R盟書”正是晉國遷都到新田以后的產物。侯馬盟書這批珍貴歷史文物的發(fā)現，證明了今天侯馬地區(qū)，就是“晉都”的宗廟“上宮”所在地，“定宮”一詞的出現，也進一步證明侯馬晉國遺址晉國晚期都城“新田”有著密切的關系，為確認古“新田”，即是今日侯馬，提供了可靠的文字證據。

侯馬出土的盟書多達5000余件，能辯識文字的就有653件，其總字數約3000余字。除去重復，單字也有近500個。這批珍貴的文物，為研究東周文字提供了可靠資料，就研究我國書法藝術歷史方面，它無疑也是一批寶貴的實物資料。

侯馬盟書是我國春秋晚期晉國的官方文書。盟書文字是用毛筆朱色或是墨色書寫在石片和玉片上的盟辭誓言。這一批文字是我國目前所發(fā)現的古代文字中用毛筆書寫而篇章完整的古人手書真跡。

朱書的侯馬盟書盟辭文字，其風格與銅器《欒書缶》、《晉公》有相似之處，其筆法與戰(zhàn)國楚之帛書，信陽簡書亦有相同之處，但是，略具渾厚風格。

侯馬盟書文字，書法非常熟練，有的纖巧，有的灑脫，均出自“詛?！比酥郑皇且粋€人的筆法。有的字跡小到0.2公分，但是，筆鋒仍然非常清晰，可知其文字必然是用柔軟而有彈性毛筆書寫，這是無疑的。

侯馬盟書的書法藝術獨具風采，別具一格。盟書文字的時代，晚于甲骨文，與金文時代大體相同。經考古研究侯馬盟書辭文書法與甲骨文、金文不相同。甲骨文是我國最早的能夠記錄語言的成熟文字，是契刻在“龜甲、牛胛骨、鹿頭骨”等甲骨上的文字，有用土紅色書寫而后契刻的，也有直接契刻成的。有前期和后期之分，前期文字線條僵挺粗獷，后期漸趨秀麗。但是，甲骨文字筆畫多為表示“刻意”，很少有書寫的“筆意”。金文有“商、西周、春秋、戰(zhàn)國”之分，但是金文皆為范鑄銘文，缺少書寫的風韻。

侯馬盟書辭文，是晉國人用毛筆手書的文字真跡，最能直接地，真實反映，春秋時代古人書寫藝術的一批書法珍品。盟書文字，字形古雅，運筆流暢，書體章法自然是其特色。由于盟書辭文書寫是出自多人之手筆，故其字體風格呈現出有的渾厚凝重，有的飄逸灑脫。盟書辭文在書寫運筆中強烈展示出柔軟毛筆特有的彈性韻律，行筆輕重有度，具瀟灑秀勁之風格，又不失古樸典雅，變化繁雜，是其文字的又一特色。它反映了盟書是秦統(tǒng)一之前，文字的風格，屬大篆體系。

侯馬盟書文字書寫筆法特點是，運筆出鋒。即侯馬盟書文字運筆之筆鋒外露明顯，它區(qū)別于向左右的斜筆畫，經常出現有收筆自然回勾的筆意，它是毛筆手寫熟練快速自然形成的。這種運筆方法在盟書中十分多見，反映東周時代文字的風貌。

侯馬盟書為寫在石、玉片上的朱書文字。我國古代有殺牲取血、血寫誓辭之說。侯馬盟書文字卻是用紅色礦物質顏料寫成的。這是血書盟辭習俗的延續(xù)與改進，既保持了盟書的內涵，又突出了北方文化的特色。

侯馬盟書辭文書法是古代先民創(chuàng)造的精美藝術品，是晉文化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也是中國古代書法藝術中的一枝奇葩。

這批資料已全部收入《侯馬盟書》一書，可供查閱研究。

中新網4月29日電(劉士斌秦明忠)記者29日上午獲悉，由山西省委宣傳部、臨汾市委、市政府主辦的第六屆“山西侯馬·晉國古都文化節(jié)”將于5月26日開幕。

此次文化節(jié)的主題為：“傳承、合作、發(fā)展”，活動內容精彩紛呈：譚晶、蔡國慶、屠洪綱等著名歌手在出開幕式上亮相演出。主辦方將舉辦“晉國古都與區(qū)域性中心城市發(fā)展研討會”、秦晉豫黃河金三角古玩交易會，“裴氏后人書畫巡回展首展”、“晉南七縣市書法展”，彭真銅像落成典禮等活動。

山西侯馬，古稱“新田”，是二千五百多年前春秋時期晉國晚期的都城。據《左傳》記載，公元前585年,晉景公以“土厚水深、居之不疾”而遷都新田，傳位十三世，歷時209年。晉國的起源，是山西省簡稱“晉”的由來。在新田，韓、趙、魏三家分晉，結束了晉國的歷史，揭開了戰(zhàn)國七雄逐鹿華夏的序幕。

悠久的晉國歷史，為侯馬留下豐富的文化資源?！昂铖R晉國遺址”，1961年被國務院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此間出土的具有重大考古價值的“侯馬盟書”、“晉侯鼎”、“空首布幣”等晉國文物世人罕見，其中，“侯馬盟書”震驚中外史學界，1995年被評為建國以來全國十大考古發(fā)現之一。輝煌燦爛的晉國古都文化，成為三晉文化乃至華夏文化的發(fā)祥地之一。

近幾年，侯馬市委、市政府強力打造綠色侯馬、人文侯馬、和諧侯馬、富裕侯馬、宜居侯馬，努力使侯馬成為區(qū)域經濟核心區(qū)、城鄉(xiāng)統(tǒng)籌示范區(qū)、社會和諧樣板區(qū)。侯馬連續(xù)8次奪得“全國衛(wèi)生城市”桂冠，連續(xù)5次獲得“全國雙擁模范城”，先后被評為“全國環(huán)境優(yōu)美城市”、“全國生態(tài)示范區(qū)”、“國家園林城市”、“全國文化工作先進市”、“全國物流重鎮(zhèn)”、“全國最具投資潛力中小城市百強”、“山西省小康建設十強市”、“山西省文明城市”、“山西省文明和諧城市”等榮譽稱號。

從2003年以來，在山西省委宣傳部積極倡導支持下，侯馬市已成功舉辦五屆文化節(jié)，先后建起了“晉國古都博物館”、“新田文化廣場”、“廟寢遺址公園”、“鑄銅遺址公園”、“晉國寶鼎公園”等4個以晉文化為主體的廣場、公園。廣場消夏文化、農村文化、企業(yè)文化、社區(qū)文化、校園文化等群眾性的文化活動蓬勃開展。廉振華皮影圖譜、趙翠蓮皮影雕刻、仿古青銅器鑄造、白店秧歌、喬村麒麟舞、蝴蝶杯制作等優(yōu)秀的民間藝術種類得到挖掘和發(fā)展，分別入選為國家級和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并逐步走上規(guī)模化、產業(yè)化道路，為全省文化發(fā)展起到示范帶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