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以來，首次有中國人走上這個以現(xiàn)代西方經濟學奠基者的名字命名的國際頂尖講壇。林毅夫沒有意識到，數(shù)日后，在10月離任的前任世行首席經濟學家、法國人弗朗索瓦·布吉尼翁來電詢問，是否愿意成為他的繼任者？世行為挑選新的首席經濟學家成立了一個小組，布吉尼翁是其中的成員，他并不是以個人身份發(fā)出邀請。

“我感到驚喜。”林毅夫說，“世行是最重要的國際發(fā)展機構，它的首席經濟學家是經濟學家在國際上最高的公共職務，一般是大師級的學者擔任。我出任世行首席經濟學家，完全沒有想過！”

這是一個不尋常的任命：62年以來，他是首位來自歐美國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經濟學家；而在30多年前，中國對世行的定義還是“美帝國主義操縱的經濟侵略的工具”。

世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34年之前，他還是臺灣最有前途的軍官林正誼，駐防在金門最前線。

1952年，林毅夫生于我國臺灣省宜蘭縣。1975年，林毅夫以第二名的成績畢業(yè)于陸軍官校正期生44期步兵科，隨即留校擔任學生連排長，第二年考上國防公費臺灣政治大學企業(yè)管理研究所，1978年獲政大企管碩士，隨即返回軍中。

由于林毅夫先后從軍校和政治大學畢業(yè)，隨后，他被派往金門，擔任陸軍上尉連長，負責接待外賓參觀第一線連的任務。

1979年5月16日傍晚，上尉林正誼游過兩千多米的臺灣海峽，抵達對岸的廈門，更名為“林毅夫”。一位北大學生回憶，林毅夫有一次談及當年時曾說，“當時有一種強烈的感覺——祖國的統(tǒng)一和民族復興的希望在對岸。再待在臺灣，內心不安?！?/p>

為了解中國社會生活，他就讀北京大學經濟學系，只是，當時的國內，只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現(xiàn)代經濟學的引進，還要在幾年之后，此時的林毅夫，還不知他將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世行則在第二年來到中國。1980年中國恢復了在世行的席位，世行開始派遣官員到中國，為中國政府培訓干部。人們回憶，長期與世隔絕之后，最初的中外交流頗為生澀：邊際成本(marginal cost)被譯成“零碎材料的成本”；而收支平衡點(break even point)則是“破碎了摸平的一點”。

了解一些西方經濟學又通曉英文的林毅夫贏得了意外的禮物；他為到訪北大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擔任翻譯，對他印象深刻的舒爾茨主動邀請他到美國留學。

1982－1986年，在盛產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以自由主義和嚴謹?shù)臄?shù)理分析著稱的芝加哥大學里，林毅夫“幾乎四年沒出校門”，從這個西方經濟學的麥加開始了經濟學家生涯。他的博士論文《中國的農村改革：理論與實證》被舒爾茨評價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經典之作。

1987年，放棄了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教職和世行等多家國際機構的工作機會，林毅夫帶著三十多箱英文資料回到中國，成為1978年后首位歸國的經濟學博士。

許多人為他惋惜——中國沒有研究伙伴，沒有討論和交流，甚至資料都難以搜集，如何做研究？“我都知道?？裳芯渴鞘裁矗烤褪且獙Σ荒芙忉尩默F(xiàn)象給出合理的解釋。中國有的是這樣的經濟現(xiàn)象，這是最重要的。”林毅夫說，關于回來的決定，他“一點掙扎都沒有”。

清華－布魯金斯中心主任肖耿至今記得林當年的忠告，“做研究如同給木板鉆孔，從薄處入手更容易有收獲?！睂χ袊洕鷮W家而言，勿庸置疑，回到中國是理性選擇——這里是“經濟現(xiàn)象的金礦”，而1980年代的西方經濟學界，少有人了解中國。

林毅夫失蹤時，已是一個三歲兒子的父親，妻子陳云英腹中又身懷六甲。

陳云英在一所中學里教授語文。一天下課回到家里，林毅夫給陳云英端來一杯開水，然后坐在她身邊，一本正經地說：“如果我不見了，你可能要像王寶釧一樣，苦守寒窯十八年……”陳云英以為只是一句玩笑話，沒想到1979年5月16日夜里林毅夫真的突然不見了。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芝加哥大學榮譽教授舒爾茨的邀請，讓林毅夫于1982年，赴美留學。踏上美利堅國土地后，林毅夫立即通知在臺灣的妻子來美國相見。

突然接到林毅夫在美國攻讀博士學位的消息，陳云英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本已通過了兩個托?？荚嚕瑴蕚涓懊雷x碩士。當陳云英輾轉趕到美國見到丈夫時，兩人抱頭痛哭。

夫妻兩人在一起僅僅幾天，卻又要分別了。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學讀經濟，陳云英則到華盛頓大學讀教育，兩地相距甚遠，很難經常見面。這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們的一雙兒女，仍然留在臺灣。半年后，一家4口終于在美國團聚了。

1987年，在耶魯大學經濟發(fā)展中心工作一年后，林毅夫突然回到了中國，成為我國改革開放后第一個從海外歸國的經濟學博士。同年的6月18日，陳云英在通過博士論文答辯后的第8天，也追隨丈夫回到了北京?！?/p>

1981年夏天，有香港舊體制“設計師”之稱的約翰·考波斯維特向身在美國的張五常傳遞信息：香港大學經濟系主任一職不久將會空缺。張五常請教于終生的學術知己科斯，科斯建議他立即申請?？扑拐J為，張五常有兩大優(yōu)勢，一是掌握最專業(yè)的經濟知識，二是學過中文。更重要的，是科斯認定，中國要開放了。張五常說，他一生最成功的選擇，便是1982年的這次。這一年，他決定離開經濟學的重鎮(zhèn)美國，回到香港。沒有一個經濟學者能拒絕1978年前后的中國。在1982年10月26日香港大學的就職演說上，張五常激情澎湃，要帶領他的學生和同事做“時代弄潮兒”，因為“再也找不到比現(xiàn)在的中國更活力四射、生機盎然的經濟學實驗室了”。

1983年11月29日，受林行止之邀，張五常在《信報》開設專欄，開始了他的經濟學傳教士的生涯。他筆下的世界千奇百怪，從鄧麗君、中國大酒店到鐵飯碗與國企職工，從養(yǎng)鱒魚、除夕夜香港街頭賣金橘到兩岸三地的關系、大陸的體制改革。一個百廢待興的實驗室全方位進入他的視野，這是他展示才情最率真、最得心應手的黃金歲月。這些評論后來結集為《賣桔者言》和《中國的前途》。上個世紀80年代國內知識界和政策層流行的產權理論，幾乎都源自張五常的這幾本中文著作。

1982年的決定，為張五常贏得了一個歷史性的機會，即長時間近距離觀察兩個相鄰的、截然不同的經濟體制，而這兩個經濟體制又是相同文化背景的人組成的。每次車過深圳羅湖海關，張五常都能體會到大陸友人的訪港感受——他們偶然看到的相差懸殊的經濟績效，是他們有生以來最大的觸動。張五常告訴他的學生，他所能想到的任何研究都難以超過研究這兩個懸殊經濟制度可能帶來的成果。

賓默爾出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德軍空襲倫敦的困難時期。很小的時候，賓默爾就是一個不知疲倦的發(fā)明家和游戲愛好者。在他十幾歲的時候，他發(fā)現(xiàn)了撲克游戲中的奧秘。后來，他甚至靠與家庭富裕的學生打牌來補貼自己的生活費。

大學畢業(yè)后，賓默爾一直想找一份好工作。但是經過多次面試，他最終發(fā)現(xiàn)，自己并不適合原來設想的那類工作。當時另一個選擇就是繼續(xù)攻讀博士學位，他的論文題目，是對偉大的純數(shù)學家哈迪和里特伍德的風格進行的古典分析。最后，他成功地解決了他們遺留下來的一個問題，此時他對博弈論的興趣顯露出來了。

20世紀80年代，賓默爾在實驗室中開始了有關博弈論方面的實驗。此前，他曾經多次轉換過研究領域，但自從開始研究博弈論，賓默爾就完完全全脫離了自己曾是其中一分子的純數(shù)學領域。

他在劍橋丘吉爾學院擔任了幾個月的經濟學教授，檢驗了自己作為經濟學家的能力。發(fā)現(xiàn)自己能夠勝任這一工作以后，他接受了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經濟學系講學一年的邀請。在這次訪問中，賓默爾有兩點很重要的體會：一是做一個經濟學家獲得的樂趣遠比做一個數(shù)學家多得多；其次就是他有自稱經濟學家的資格。

90年代初期，賓默爾在倫敦的大學里找到了一份工作，還成功地獲得了一筆政府資助，建立了用于研究進化動態(tài)的研究中心，其后，賓默爾的大部分時間都用于領導這一機構。政府提供資助的一個附帶條件，就是要求他們的研究包括一些可以直接應用的部分。因此，研究中心用相當一部分時間尋找那些需要應用博弈論的工作。比如他們?yōu)橛O計第三代無線電話頻道的拍賣方案的合同。他們還曾經作為專家，參與設計剛剛私有化的英國天然氣行業(yè)儲藏設施的出賣方案。其中，無線頻道的拍賣設計尤其值得一提。

花費了兩年多的時間，賓默爾與他的同事們一同設計了一種新型拍賣機制，于2000年3月對政府的五個第三代無線電頻道的經營執(zhí)照進行拍賣。事實證明，這一拍賣非常成功。政府原來預期拍賣可以得到30億英鎊的收益，而經過近八周共150回合的競價以后，政府獲得了224.7億英鎊的收益，超過原預期的七倍。

賓默爾本人認為，這一次拍賣兼顧了鼓勵競爭與達到效率的目的。精心設計的一場拍賣，會創(chuàng)造出一個競爭的環(huán)境，迫使競標者將他們的資金“放在他們的嘴上”，用錢來支持他們在拍賣場上的競爭。也有人批評了這次拍賣最后高昂的成交價，認為它使奪標者的前期投入成本過高，會使企業(yè)最后將成本轉嫁給消費者。賓默爾認為，如果企業(yè)這樣做，它就會失去消費者；這些批評者可能忘記了，任何企業(yè)都只能按照市場所能承受的價格定價。